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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世代期望勒索:勿拿一個世代來驗證自己的嚮往(關於108新課綱之一)

我是一位代理教師,雖然現在沒有繼續在教育線上繼續代理;但這兩年,從叫做『107新課綱』到『108新課綱』的過程,不斷試行新課綱、開設新課程、參加各種新課綱研習工作坊,甚至到真實帶班(擔任剛好108學年度高一班級班導師),其實感觸良多。以下是我一點點的感覺。 到底要孩子怎麼樣呢——大學延後分流vs高中端提早分流??? 我常說,現行108課綱,已經變成一個⋯⋯要學生把自己的學習人生規劃成類似『鬼腳圖』的遊戲結構。 怎說呢?也就是, 現行課綱要『每個學生』在升高二,大概就是大家十六、七歲,就基本上「要懂得」自己想要的『專業』方向 ——要說是「人生方向」可能還太早。但光是這種「提早分流」構思(但已經執行了),就已經和這幾年,許多大學端已經開始施行『延後分流』背道而馳。 (說明:延後分流的就像是大學有『管學院不分系』這樣的學系設置) 這就是第一種 世代期望勒索 。拿自己這世代的理解,覺得自己的學習可能到後來如何如何,所以要反過來改變下一代,認為自己所認知的是最好的。 但⋯⋯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我們讀書時候的高二,「真的真的」請仔細回想,『當時的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回想一下當時年紀的自己,真的厲害到可以知道未來的志向? 注意,以前的我們,高二讀到高三,如果不合適,照常是可以轉組的。這種狀況很多。可能高三發現自己念不來自然(理工生醫)組,所以跳回社會組(文史法商)。但現行新課綱課程設計,課程的選擇與畢業認證,是一套『地圖』:你一旦選某個組,你的課程就是一條鬼腳圖的路徑,你眼前就只有『那一籃的課程』(也就是設計給你這類組的課程)可以選。 看似多元是吧? 但實際上,你在修完一學期後,如果發現自己不適合,想要轉到另個組,答案可能會是『很困難』或是『不可能』。 因為你這個組的課程和其他組的必修課程不一樣(例如數學A和數學B,歷史3和探究與實作,或是依此類推)。 因為上學期的課程,沒有對應『同一堂課』下學期的課程學分,所以學分無法對齊。你總不可能拿A程度的數學課程去對應B程度的數學學分,說這樣上下學期修滿數學A或是數學B的上下學期總學分。 真的納入多元聲音嗎?課綱是綱領還是課程標準? 其實⋯如果這套課綱,在訓練(工作坊)和傳達上,不是總是某一群熱血的老師『主導』全部的走向,甚至統一使用什麼Bruno布魯諾的什麼學習方法,要大家寫教案要用一套統用的動詞、名詞;可以更廣納更多方法與意見(哪...

誰的「分類」──教學現場談十六族還是十四族臺灣原住民的意義與反思

因為一年級學校給一周三堂課的歷史(超幸福),上課時候我帶到「原住民的分類」,整個社會學魂上身。在一個幾乎1/6學生都是原住民族的狀況下,談「分類」,我跟他們討論,提出幾個問題: 1、這樣的分類的用意可能有哪些? 2、是誰去「分類」誰,從這邊你看出為何要學歷史的用意了嗎? 3、原住民族正名與取得正名合法性與重要性。 我很高興是老天給了一個機會,讓我遇到跟家鄉近得多的東部學校。他們純樸的思維,思考比較慢一點,但卻有很多真實的答案。 誰給誰命名?歷史上一直只有強者給弱者命名。過去,本來就是個多數都是傳達強者勝利論述的歷史論點,記載的立場是強者寫下的文字與紀錄。我們為何要持續地念歷史,持續地去專(鑽)研歷史的真實樣貌,他何其重要?認識自己,而不是「被分類」的自己。 今天我們不要再「被命名」,而是自己要證成自己的「樣貌」,這是多重要的事情。 讓他們了解「分類」──每個分類去code的條件,諸多都是為了統治或是為了消極「區分」下的結果。我們這樣區分是一種容易理解陌生環境的方式,但是歷史上沒有原住民族去「區分」漢人分哪幾族的角度。所以正名的過程,是一種對歷史的尊重,是一種對自己向強者示威(DEMO)的必要。這永遠都是政治性的議題,生活即政治,哪一個不政治? 這樣一討論,有很多學生討論的結果出乎意料有趣,有的人發現分類就跟老師在班上「主導」分組報告的名單一樣,統治者刻意這樣去區分、分類,某程度是一種製造「不團結」的便宜行事──歷史上的弱者若不能團結,強者就輕鬆多了。分化與分類是一體兩面,今日原住民正名重要性就是一種法律上最基本的交代而已,但歷史會讓我們不得不對這些過去給些交代。 分類,讓他們了解今日我們中立化用這個詞讓你了解歷史,但過去的分類,卻「並不是」一個「純然中立」的用意與名詞。讓這樣的分類成為中立的過程,也是一段值得去思考的歷史過程。

教學筆記(中國近代史):上海打老虎與蔣氏政權的弊病

一九四八年蔣經國上海打老虎,我想這應該不是新聞或新起的新歷史知識了。大家如果都不太清楚這故事,就容我來說一下。 中共在所謂的中日抗戰期間的表現獲得美國暗地裡不少讚賞。不管當時,他們(中共)是不是真心的,或多或少的虛假「三三民主制度」下放農村權力,多少都得到了美國報刊記者與政治評論上的好評。 這點國民黨卻是始終沒抓到點頭緒。戰後國共內戰後的第三年,一九四八年金圓券全面改革,要把戰爭到內戰期間的經濟整頓,但在中國當時四大家族(蔣孔陳宋)貪污都貪上天邊去的狀態,根本挽回不了多數「都市」中產(資產)階級對政府改革的信心——國民黨始終都是打城市戰,畢竟結構上他們內部成員都是中產與資本家出身,與大財閥靠攏這不是新聞了。 蔣經國展開大陣仗的除貪打老虎,第一個打當時財政部機要秘書陶啟明,第二個打垮了自己熟識上海跨足黑幫商界出名的杜月笙兒子杜維屏。光這件事情就打響了名聲,一槍敢砲打財政部內部貪污,一槍打下自己好友的兒子。結果杜家不滿蔣經國如此動刀,最後向蔣經國的父親——權傾一時的蔣介石求救,蔣介石要杜家如能坦然,將不予多數追究,於是杜家就把整個案子給攤開,蔣經國最後要打的大老虎就是孔祥熙兒子孔令侃。 打孔令侃的故事最後落在誰手上呢?那就是當初美國在抗戰後給了中國八億,卻活生生吞了五億走的宋家大女兒宋靄齡手上。宋靄齡是誰呢,他是宋美齡(蔣宋美齡,這樣知道是誰了)的親姐姐;更是孔祥熙的老婆,等於是這隻跋扈官二代的大老虎孔令侃的媽媽。兒子被抓,媽媽當然擔心,說動了自己的三妹蔣宋美齡出來說情,更明白就是施壓。畢竟蔣經國不是美齡(好像很熟)的親生骨肉,宋美齡一個聯親的概念出來施壓蔣經國,蔣經國什麼也都不用辦了。上海打老虎,就止在查弊查到孔家身上而已。 報紙三天前才說要查楊子案(孔案),三天後就說其實孔令侃都有稟公報帳。這騙人的工夫說上嘴都沒人要相信,金圓券的改革,三個月告急而失敗,就是這件事情的後續秋波。(有多失敗呢,當時一個清華大學教授的月薪,買不到三袋麵粉,你要想那些小資產階級:商家,他們怎過活) 為何失了東北丟華北,丟了華北落掉了南京,到了南京又踏回重慶,重慶想跳進上海商城卻被丟來了台灣? ---------------------- 補充:國民黨的城市路線與黨內的結構特性 民國十六年蔣中正意氣風發地在上海結了婚,娶了宋家的女兒當老婆,這表面上看來是場一般的名流婚姻,實際上是政商聯姻。...

太陽的孩子:孩子,你的部落在哪裡?

  2015年四月,瑞穗鄉公所未經部落決議,撤換代表部落(奇美部落)的博物館館員。族人決定把文物撤出博物館,表示抗議。 花蓮縣花蓮市的原住民文化博物館,在超級偏遠的新城鄉後方北興路,一個暑假黥面展,沒有幾隻小貓蒞臨參觀,地圖上看來是在市府路、花蓮高中後方,舊花師專附近,但是相信大家也知道這地方有多荒涼...這就是所謂促進觀光?到底哪裏促進?哪邊不需要促進...? 嘉明湖是誰的湖?台東縣海端布農族要買門票進嘉明湖區祭祖。排灣族人為了祭儀使用的特殊獵槍,被政府臨時因為觀光安全,以法規判持槍頭目刑責。2014年的太魯閣冬春,銅門部落(Mqmgi)抗議為了觀光產業發展,縣政府逕自開道取徑,不顧原有的部落共識;銅門部落居民太魯閣族族民最後憤怒鳴槍封山抵抗...。 年祭,為了觀光,用促進觀光經濟的理由,將許多不同族的年祭硬要擺在同時間舉辦。原住民的時間,早就不是歲時祭儀,而是觀光日期。為了配合國定假期(遊客才能去),年祭的假期是配合國家政策,部落的孩子沒有多的假期回家鄉參與年祭,要特別提前好早訂票、請長假...。 用平地或是西部的學校標準制定東部/山區的學校法規,大校還是小校是依照一定的「邏輯」,分配到的是差異甚大的員額配置與資源。在花蓮,隔了一條街,因為一個年級只差了兩個班,從大校變小校,行政配置就縮編,教師也一樣縮編;教專、優質化、差異化教學...這些從教育部國教處發下來的公文,一條街的差異,大校有五個人配置,小校只有兩個人做...;更別說這些老師很多還要因為教師員額配置少,甚至一邊趕行政一邊還要上一週14堂課...。 誰的觀光,誰的山林,誰的太魯閣號,誰的普悠瑪號;講著哪族的下車令可以讓更多人尊重當地的文化資產? 你可能會認為,這些都是「有一好,沒兩好」,很難做到大家都滿意的;是的,基本尊重都沒有的觀光與「中心」思維,難道加放族語播報系統,就可以促成對這些文化...哪怕是這麼多一點...一點點的關懷?

教學筆記:有關『羅馬共和』

  古羅馬共和常為人所稱頌,其體制建構的「共和」實質是建立在「制衡」的概念上。所謂制衡,不是一個虛無卻高高在上,打著「公共利益」的神主牌;反之,制衡起自於「私」與「慾」—「以野心抵制野心,以慾望抵制慾望」。西方的「公共性」(publicity)來自「私己利益碰撞後的彼此妥議」。 「公共」不但不與「私」對立,「公共」是起自於「私」。 羅馬有這樣的認知,並不是獨創,也不是首創;這種「私—公共」的觀念來自古希臘,前五世紀,破壞古希臘城邦精神的大希臘概念成形,是希臘三哲人將古希臘對人類生活中的「現世問題」最蓬勃思考的時代,古羅馬共和傳遞的是最實際的古希臘思維。 古希臘城邦的民主與公共,來自軍團與商業利益。早期希臘城邦的出現,是商業商港出現之後為保障城邦商業利益而起的防禦工事起家。人人都是軍團身分(守護城邦)的一分子,百年的發展趨勢,興起的商業與軍人對自我利益的維護,逐步推翻寡頭與君主獨裁權力,才漸漸走向具備「模範」樣貌的「城邦政治」—後世最為人所樂道的「民主政治」。 古希臘將婦女、未參加軍團身分的孩子留在「私領域」(家:oikos),女性是男性為主的「私益」一部分,被視為財產而不得參加公民大會。希臘人認為,與家庭中的互動、言語表達,是進入公共(公民大會)前的準備,因為在私己的領域中互動是基本,是釐清自身的場合;而公共就是當飽足於私後的「討論結果」。 然而前五世紀開始,希臘雅典公民大會在擴張後的自信過了頭,「公民大會」一開始設計上無另一個「機構」來制衡,早先公民大會是藉由每個抱持私己利益的公民所制衡。但大希臘的時期,人民的私最後卻漸漸失去制衡「公」的能力,過度的多數自信自己是多數正義,陶片流放制在蘇格拉底身上展現了「民粹」的雙面刃特質。 多數就是公共利益嗎?當沒有一個制衡力量的相對位置抵制;那陶片流放制就是一種「假公共利益」對「私」的吞噬。所以連亞理斯多德這樣不贊成柏拉圖思想的共和主義者,都不希望前四世紀的大希臘可以施行古希臘雅典民主城邦制度。 羅馬是個切實從部落起家的農業民族,早期的統合過渡期,讓他們有機會學到當時大希臘學者所景仰的民主制度—即便那時候希臘早已成為民粹化的多數民主了。 但羅馬的直率個性,從地形影響而來的歷史發展過程,塑造他們部落到成立國家時期一路上的思考方式。某程度上他們改變了古希臘設計的陶片流放制的癥結,將自然法—不需要也不得因為經過人討論而改變...

大佛普拉斯之旁觀他人的痛苦

以前教書,我給學生看過不少跟社會實際情境契合的電影。從看《熱帶魚》到談土地、族群正義,看《太陽的孩子》裡的巴奈,看《巴克利藍的夏天》裡那個沒有辦法捕魚的海祭。去年底,捍衛婚平上街頭時,讓他們看完葉永鋕母親那段紀錄片,就是那段在蔡依林演唱會播放的「不一樣又怎樣」的紀錄片段。 “如果悲劇可以用喜劇呈現,那才是悲劇。”   大佛普拉斯。導演說,如果悲劇可以用喜劇呈現,那才是悲劇。 這句話讓我想起桑塔格2004年《旁觀他人的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在一個短短的時間內,我們花了兩百圓,一張電影票,笑看也看殺了一個離自己不遠的,小人物的一生;我們用了一個一個多小時「旁觀」,從肚財和蔡脯的視野中,某程度到底是安慰自己,還是讓自己想起了什麼。 黑白與彩色的人生 蔡脯母親眼神永遠都是直視著的,望著兒子蔡脯,漏水屋瓦下擋不住雨水的狀況下,蔡脯也只知道老母親生病就多打點滴就可以治好。 肚財的加菜晚餐是便利商店過期回收的冷凍餐盒,騎著一台沒有牌照的摩托車;土豆,那個「洗門」便利「雜貨店」的店員,人生最開心的一件事情大概就是年初抽獎抽到一台整片唯一有顏色的粉紅色CUXI摩托車。這些,看來很荒謬的底層生活,事實上就是確實存在的情景。 「這社會要求他人有尊嚴活著的,幾乎都是收入穩定的人」 (林立青《做工的人》) 林立青《做工的人》:「這社會要求他人有尊嚴活著的,幾乎都是收入穩定的人」,大佛普拉斯,一場肚財冒大雨騎著車撿回收背景下,導演說:「社會常說公平正義,但在他們的生命中並沒有這四個字。畢竟他們連捧飯碗都沒有力氣了,哪裡還有空去說這四個字?…」。電影裡的生活為何黑白,「人家叫啟文(台語諧音念成台語Kevin)」的影像為何都是彩色,切實諷刺、呈現某種視野凝視的差異。尊嚴活著,到底是誰的可能? 誰判了生,誰又判了死 如果大家沒忘記,電影上映前些時日(2017/11/01)遠雄趙藤雄,自2015年多起遠雄掏空弊案被檢方起訴聲押;當天傍晚即以創紀錄、天價高5.5億新台幣交保候傳。對照之下,2013年太陽花學運,200多人被檢方起訴,兩年後才得以無罪。 1995年徐自強涉入擄人撕票案,被認定為主謀,最後他主動投案卻被判刑,一蹲就蹲牢十六年,官司纏訟二十餘年,七回死刑還併兩次無期徒刑,2016年財無罪定讞。無獨有偶,今年年近半百的鄭姓澤,2001年因殺警案...

荷蘭與鄭成功的一個思考面向

其實這不是個很難推敲的問題。 荷蘭東印度是來東亞做轉口貿易,台灣作為「轉口」港,本來就是經濟(貿易)考量。一開始從荷蘭對日本的貿易方式就可以看見這現象。1624年荷蘭甫治安平地區,引進漢人並沒有非常多──多了一堆陌生人,只會更有可能「出亂子」。一開始「治理」不是佔據安平的考量。 教學時應該要給學生一個重要觀念:治理,就跟養孩子一樣,是要付出奶水和費用的。 荷蘭一開始有巴達維亞還有脫離西班牙的目標。當時世界三大白銀產區:墨西哥(中南美)、日本、中國東北,荷蘭沒有自產白銀的殖民地產區,自然在轉貿上要贏過西班牙和葡萄牙,先天上只能靠「套利」(價差)。 1628年爆發與日本的貿易糾紛,為何荷蘭要對日本敲竹槓、加收日本轉貨用的荷蘭船租稅,然後造成兩造的貿易糾紛,這個很明顯是一種貿易急促的表現。 1640年代明末清初(-1644前後)因應三角貿易對象之一的更主(朝代轉換),也是荷蘭治台的一大考驗。所以荷蘭後來有一大段時間是靠鄭成功在廈門的走私轉貿來做生意,算是吃一部分鄭氏的奶水。 其實光從這邊談「海洋史」(海洋建構的台灣史)是可以有個新的意象──至少與過去傳統的教學的台灣史史觀不同。大家可以想個問題,從荷日貿易糾紛(濱田瀰兵衛事件)到麻荳社事件(平埔原住民事件),荷蘭數名長官在1629年就被平埔原住民推下河,到了好幾年後才決心報仇? 荷蘭一開始就打算建立「議會區」和長老間接治理制度嗎?其實這些都跟當時荷蘭的貿易環境受阻有關。 相同也可以看1652年傳奇人物郭懷一抗荷蘭的事件。郭懷一是不是真叫郭懷一這個尚待考證,但是抗荷可能最深遠的背景來自1640年代荷蘭遇到中國貿易量減,自然造成對日本貿易量減少(日本1635年鎖國後開放中荷船隻出入長崎港)。 郭懷一抗荷,大家要想一個問題,漢人對荷蘭人如果真不爽很久,何必等到1652才爆發(荷蘭自1624就統治安平,28年過去是無感抖M嗎)? 漢人群起憤怒原因,一方面是跟對中國當時貿易減量(明末到清初),造成壟斷鹿皮貿易的漢人包商(贌商)鹿皮鹿肉的賣價大跌,一方面就是鄭成功當時攻打清朝兩次退守金廈,中國對台灣物資的轉貿上,鄭成功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之間的貿易問題浮上檯面。等於是鄭成功對荷蘭抽取的價差也提高,荷蘭的賺頭自然降低。 荷蘭在1637年得到非洲迦納黃金海岸,歐洲的荷蘭國土1648獲得政治獨立後其實對於東亞貿易與東印度公司的需求是有多少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