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羅馬共和常為人所稱頌，其體制建構的「共和」實質是建立在「制衡」的概念上。所謂制衡，不是一個虛無卻高高在上，打著「公共利益」的神主牌；反之，制衡起自於「私」與「慾」—「以野心抵制野心，以慾望抵制慾望」。西方的「公共性」（publicity）來自「私己利益碰撞後的彼此妥議」。
「公共」不但不與「私」對立，「公共」是起自於「私」。
羅馬有這樣的認知，並不是獨創，也不是首創；這種「私—公共」的觀念來自古希臘，前五世紀，破壞古希臘城邦精神的大希臘概念成形，是希臘三哲人將古希臘對人類生活中的「現世問題」最蓬勃思考的時代，古羅馬共和傳遞的是最實際的古希臘思維。
古希臘城邦的民主與公共，來自軍團與商業利益。早期希臘城邦的出現，是商業商港出現之後為保障城邦商業利益而起的防禦工事起家。人人都是軍團身分（守護城邦)的一分子，百年的發展趨勢，興起的商業與軍人對自我利益的維護，逐步推翻寡頭與君主獨裁權力，才漸漸走向具備「模範」樣貌的「城邦政治」—後世最為人所樂道的「民主政治」。
古希臘將婦女、未參加軍團身分的孩子留在「私領域」（家：oikos)，女性是男性為主的「私益」一部分，被視為財產而不得參加公民大會。希臘人認為，與家庭中的互動、言語表達，是進入公共（公民大會）前的準備，因為在私己的領域中互動是基本，是釐清自身的場合；而公共就是當飽足於私後的「討論結果」。
然而前五世紀開始，希臘雅典公民大會在擴張後的自信過了頭，「公民大會」一開始設計上無另一個「機構」來制衡，早先公民大會是藉由每個抱持私己利益的公民所制衡。但大希臘的時期，人民的私最後卻漸漸失去制衡「公」的能力，過度的多數自信自己是多數正義，陶片流放制在蘇格拉底身上展現了「民粹」的雙面刃特質。
多數就是公共利益嗎？當沒有一個制衡力量的相對位置抵制；那陶片流放制就是一種「假公共利益」對「私」的吞噬。所以連亞理斯多德這樣不贊成柏拉圖思想的共和主義者，都不希望前四世紀的大希臘可以施行古希臘雅典民主城邦制度。
羅馬是個切實從部落起家的農業民族，早期的統合過渡期，讓他們有機會學到當時大希臘學者所景仰的民主制度—即便那時候希臘早已成為民粹化的多數民主了。
但羅馬的直率個性，從地形影響而來的歷史發展過程，塑造他們部落到成立國家時期一路上的思考方式。某程度上他們改變了古希臘設計的陶片流放制的癥結，將自然法—不需要也不得因為經過人討論而改變的幾個「原則」來制衡所有的機關。將每個機關一個一個連鎖栓在一起，用部落貴族拉住元老院，用卸任執政官（進入元老院）制衡現任執政官，用每個人的權力與野心拉著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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