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may's Paper

  2015年四月，瑞穗鄉公所未經部落決議，撤換代表部落（奇美部落）的博物館館員。族人決定把文物撤出博物館，表示抗議。 花蓮縣花蓮市的原住民文化博物館，在超級偏遠的新城鄉後方北興路，一個暑假黥面展，沒有幾隻小貓蒞臨參觀，地圖上看來是在市府路、花蓮高中後方，舊花師專附近，但是相信大家也知道這地方有多荒涼...這就是所謂促進觀光？到底哪裏促進？哪邊不需要促進...？ 嘉明湖是誰的湖？台東縣海端布農族要買門票進嘉明湖區祭祖。排灣族人為了祭儀使用的特殊獵槍，被政府臨時因為觀光安全，以法規判持槍頭目刑責。2014年的太魯閣冬春，銅門部落（Mqmgi)抗議為了觀光產業發展，縣政府逕自開道取徑，不顧原有的部落共識；銅門部落居民太魯閣族族民最後憤怒鳴槍封山抵抗...。 年祭，為了觀光，用促進觀光經濟的理由，將許多不同族的年祭硬要擺在同時間舉辦。原住民的時間，早就不是歲時祭儀，而是觀光日期。為了配合國定假期（遊客才能去），年祭的假期是配合國家政策，部落的孩子沒有多的假期回家鄉參與年祭，要特別提前好早訂票、請長假...。 用平地或是西部的學校標準制定東部/山區的學校法規，大校還是小校是依照一定的「邏輯」，分配到的是差異甚大的員額配置與資源。在花蓮，隔了一條街，因為一個年級只差了兩個班，從大校變小校，行政配置就縮編，教師也一樣縮編；教專、優質化、差異化教學...這些從教育部國教處發下來的公文，一條街的差異，大校有五個人配置，小校只有兩個人做...；更別說這些老師很多還要因為教師員額配置少，甚至一邊趕行政一邊還要上一週14堂課...。 誰的觀光，誰的山林，誰的太魯閣號，誰的普悠瑪號；講著哪族的下車令可以讓更多人尊重當地的文化資產？ 你可能會認為，這些都是「有一好，沒兩好」，很難做到大家都滿意的；是的，基本尊重都沒有的觀光與「中心」思維，難道加放族語播報系統，就可以促成對這些文化...哪怕是這麼多一點...一點點的關懷？

  古羅馬共和常為人所稱頌，其體制建構的「共和」實質是建立在「制衡」的概念上。所謂制衡，不是一個虛無卻高高在上，打著「公共利益」的神主牌；反之，制衡起自於「私」與「慾」—「以野心抵制野心，以慾望抵制慾望」。西方的「公共性」（publicity）來自「私己利益碰撞後的彼此妥議」。 「公共」不但不與「私」對立，「公共」是起自於「私」。 羅馬有這樣的認知，並不是獨創，也不是首創；這種「私—公共」的觀念來自古希臘，前五世紀，破壞古希臘城邦精神的大希臘概念成形，是希臘三哲人將古希臘對人類生活中的「現世問題」最蓬勃思考的時代，古羅馬共和傳遞的是最實際的古希臘思維。 古希臘城邦的民主與公共，來自軍團與商業利益。早期希臘城邦的出現，是商業商港出現之後為保障城邦商業利益而起的防禦工事起家。人人都是軍團身分（守護城邦)的一分子，百年的發展趨勢，興起的商業與軍人對自我利益的維護，逐步推翻寡頭與君主獨裁權力，才漸漸走向具備「模範」樣貌的「城邦政治」—後世最為人所樂道的「民主政治」。 古希臘將婦女、未參加軍團身分的孩子留在「私領域」（家：oikos)，女性是男性為主的「私益」一部分，被視為財產而不得參加公民大會。希臘人認為，與家庭中的互動、言語表達，是進入公共（公民大會）前的準備，因為在私己的領域中互動是基本，是釐清自身的場合；而公共就是當飽足於私後的「討論結果」。 然而前五世紀開始，希臘雅典公民大會在擴張後的自信過了頭，「公民大會」一開始設計上無另一個「機構」來制衡，早先公民大會是藉由每個抱持私己利益的公民所制衡。但大希臘的時期，人民的私最後卻漸漸失去制衡「公」的能力，過度的多數自信自己是多數正義，陶片流放制在蘇格拉底身上展現了「民粹」的雙面刃特質。 多數就是公共利益嗎？當沒有一個制衡力量的相對位置抵制；那陶片流放制就是一種「假公共利益」對「私」的吞噬。所以連亞理斯多德這樣不贊成柏拉圖思想的共和主義者，都不希望前四世紀的大希臘可以施行古希臘雅典民主城邦制度。 羅馬是個切實從部落起家的農業民族，早期的統合過渡期，讓他們有機會學到當時大希臘學者所景仰的民主制度—即便那時候希臘早已成為民粹化的多數民主了。 但羅馬的直率個性，從地形影響而來的歷史發展過程，塑造他們部落到成立國家時期一路上的思考方式。某程度上他們改變了古希臘設計的陶片流放制的癥結，將自然法—不需要也不得因為經過人討論而改變...